柏林对普鲁士来说具有特殊意义，是精神文化的象征，是民族的象征
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内容是关于柏林的。对西部土地的追逐(在下莱菌和在威斯特伐利亚)，随着年最后一位克勒弗公爵的去世而激烈地展开。勃兰登堡选侯和普法尔茨一诺伊堡选侯都提出对居利希一克勒弗一贝尔格公国的继承权要求。在长期的争执以后，年，在《克桑滕和约》中同意勃兰登堡人得到克勒弗公国、马尔克伯爵领(连同利姆堡)和拉文斯贝格伯爵领。居里希和贝尔格公国要到年后的维也纳会议上才并入普鲁士。
在对居里希一克勤弗继承过程中，选侯约翰·西吉斯蒙德(-)改宗喀尔文教，从而造成同勃兰登堡和普鲁士路德宗教徒的争执。约翰·西吉斯蒙德年轻时到过斯特拉斯堡，深受西方激进的宗教改革的影响。他本人生性比较淡泊，对宫廷内部(比如法国宫廷)的明争暗斗深感厌烦。他改宗喀尔文教部分出于统一内部的考虑，部分出于西部继承资格的考虑。选侯此举召来勃兰登堡的一场巨大的“笔伐”，在-年间，路德宗的信仰者情绪激昂地抛出多篇批判文章，进行诘难。路德宗笃信者、行吟诗人保罗·格哈尔特(Paulusgerhardt)旁征博引路德经典，要把教派之争在布道台上辩个高下。虽然《奥格斯堡告白》还是所有市民的教义基础，实际上已有不少市民不满足于路德宗的保守性。
年这位邦君颁布《读神敕令》(也称《宽容敕令》)，要求不同教派相互宽容，凡进行恶意攻击者要予严惩。他没有使用“强迫信仰”的君主特权，而让人们可以保留自己的信仰。他声明说：“仁慈的选侯，朕，无意强迫臣民们公开或秘密地违反自己意愿去信仰这种教义，而仅仅想把上帝之所指、所引托付给你们。”这话对于防止教派的争执和发展现代宽容传统方面是有意义的。当时臣民们本来必须按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所规定的原则：“在谁的国家信谁的教”，或者改宗，或者离开这个国家。约翰·西吉斯蒙德的宗教宽容精神，超越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原则，奠定了霍亨索伦家族中远为超前的宗教宽容的现代传统。虽然选侯不再属于路德教会，但他作为政治君主，依然是路德宗教会的最高主管，他的代表出席路德宗的枢密主教会议，实行监督，这些人形成宫廷牧师。教派之间的差别，经过一段时间后，也就逐渐拉平了。当然在约喻西吉斯蒙德那里，实际力量的对比也在起作用：他想通过改变教义而不依附于路德宗的诸等级。他提出“良知的自由”，但很难获得他的家族和路德宗等级的同意。这种精神一宗教冲突还继续了几十年之久。
普鲁士和西部这两块对后来普鲁士的发展如此有意义的领土的获得，使勃兰登堡选侯约翰·西吉斯蒙德的统治范围从莱茵河一直延到梅美尔。虽然他的邦国不是联成一片的，不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却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并已初步形成后来的小德意志兰和普鲁士王国的规模。
柏林这个城市，对普鲁士和德国来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普鲁士精神和文化的象征，而且也是近代德意志民族的象征。莱茵河虽然在德意志民族主义文学中占有显著地位，但它从未获得德意志的中心地位。民族圣地的浪漫光环直到历史上较晚的时期才降临到它头上。诗人们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才开始歌唱它，把它理想化，把它当作“德意志的母亲”，事实上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柏林以它的“僵硬的存在”而成为德意志民族的中心。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莱茵河文明在柏林面前完全可以“倨傲坐大”。直到13世纪中叶，当莱茵河流域的城市和文化已经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文明时，柏林还只是德意志东部索布人居住的沙砾沼泽地上形成的两个小小商货集散地。
这是两个姊妹商镇，一个叫柏林，一个叫科尔伦，它们沿施普雷河相对而居。它们并非是传说中的什么“文德人的渔村”，而是西部德意志商人和移民在拓殖时所形成的固定点；这同欧洲人在美洲新大陆移民拓殖时形成自己的固定点(而非是印第安人的村落)情形相仿。13世纪初也许还早一点，西部科伦城和莱茵兰来的商人，以他们特殊的经商触角，认定这个地区是东西方贸易和南北方交流的必经之地，就留了下来，用栅栏和壕沟在四周围护起来。开始仅仅是种商货转运“栈”，货物从莱比锡到施塔廷然后接连上莱茵兰，从莱茵兰出发通过多特蒙德、哈姆、汉诺威、不伦瑞克、马格德堡和斯潘道的大道，再向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波兰和俄国行进。姊妹镇果然很快发展起来，成为城市。柏林尼古拉大教堂周围是第一个移民区，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证实是德意志人移民区。从保存下来的城基残部和基坑来看，大约建于13世纪早期。估计柏林建城大约在年。科尔伦是按第一个拓殖者的故乡，西部德意志莱茵河畔的科伦城命名的，年在文献里第一次作为城市被提到，柏林则在年才提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柏林著名的市长马西里乌斯，同样来莱茵兰的科伦。
柏林人和科伦人开始并不包括当地的索布人。在西部来的德意志拓殖者眼中，索布人是“野蛮人”，要驯服他们，让他归化，索布人因而没有被灭绝，也不同于北美印第安人的命运。但索布人只能在城郊，只能在“野人教堂”附近的特定市场上出卖他们的鱼，草莓、蘑菇等。他们在城里只能充当仆役。城市贵族妇女生了孩子，才可使用一名“施普雷河林区”来的索布人当奶妈。柏林建城之初就泾滑分明地分成两个世界。
年这两个相互竞争的站妹城联合为双城，在一个共回的议事会政府的领导之下。城市组织基本上按西部城市的组织模式。然而这两个姊妹城市相互间还经常是“对手”，只有在维护它们共同的权利和自由时扩趋向一致。在13世纪和14世纪，施普雷河畔的双城是勃兰登堡马克最有生气也是最富庶的地区，因之年就成为汉萨同盟的成员，但同帝国中心的城市相比，同奥格斯堡、乌尔姆、科伦、维也纳、组仑堡甚至同号格德堡、但泽或柯尼斯贝格相比，只能算是个”乡巴佬果窝”。虽然如此，柏林一科尔伦双城越来越成为对抗勃兰登堡强盗骑士抢劫和叛乱的桥头堡。在整个15世纪，双城的市民们用矛剑和弩装备起来，驱逐和追捕强盗骑士、也参加围攻和夷平强盗骑士城堡的战斗，把被捕的强盗骑士首领杀掉。他们还大力资助勃兰登堡马克伯爵去对付叛乱的骑士贵族，防卫和驱逐流窜的胡司教徒的侵扰。
柏林人和科尔伦人接受那些为逃避强盗骑士追捕而进入城市墙门的每一个乡村手工业者，安排住处，给予市民权。在城市里场地是足够的。对于熟练的手工业者，只要交一点象征性的费用，就可以获得市民权。骑士贵族控告他的世袭臣仆或农奴逃到柏林或科尔伦，也很少有什么结果，“城市空气使人自由”。当然，如果避难者属于当时受轻视的等级，他或他的父亲是一个牧羊人、謄面人、澡堂待者、理发匠、收税员、听差、吹笛者甚至是一个“文德人”，就不会得到“有名望”的同业公会的接受。他们只能充作下手和临时工，构成了城市下层——城市贫民。很少人有幸成为家庭小厮或婢女，从事家庭奴婢杂役，因为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睡和吃的地方。这种家庭苦力后来日益增多，他们的处境比扛夫、扫大街者、捡破烂者和乞丐要好些。柏林一科尔伦双城不仅成为整个勃兰登堡自由的象征，也成为众望所归的中心。好的，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别忘了订阅我们，和我们一起了解更多好玩有趣的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