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被放逐北海牧羊，十九年持节不屈，就在于他心中有国、心中有家。此图作于抗战晚期，画家借助苏武的故事表达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和抗战必胜的信心。苏武牧羊图傅抱石绘故宫博物院
国庆和中秋双节即将来临。中秋是阖家团圆、共享天伦的传统节日，国庆是举国欢庆、祝福祖国的重要时刻。如果“家”与“国”在时间上的相连只是一个美妙的巧合，那么在文化上的牵连则是一抔悠久的情怀。
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是如何形成的？为何能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价值理念？本报就此对话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王学斌。
家国情怀可溯源至西周时期的分封制
记者：中国人有深入到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它是如何形成的？
王学斌：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只有读懂了中国人心中的家与国，才能理解那些在抗疫中的牺牲和奉献。而说到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就绕不开中国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
古代中国的社会关系，不是像古罗马帝国那样用以契约为枢纽的法来维护，而是以伦理性的礼乐制度为基石。这套原理，源自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周天子封诸侯在各地立国，诸侯再分封土地和人民给公卿大夫立家，进而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封建等级秩序。换言之，“家国天下”是由以宗法制与分封制连为一体的公卿大夫、诸侯与天子组成。天子象征着天下，诸侯意味着列国，公卿大夫代表着采邑，家国天下之间，通过层层分封与效忠形成了血缘—文化—政治共同体。他们彼此间既是亲戚，又是君臣，宛若一个大家庭，其间的依据便是周礼，这种关系网络复杂而严密。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家国天下”却得以在大一统的新型秦汉体制中更新换代。尤其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思想，从而融旧于新，构筑了此后两千年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核心内涵：宗法家族的父子、夫妇伦理与国家的君臣之道高度化的同构，王朝的政治关系是家族伦理关系的放大，伦理与政治高度一体化，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家国同构”。正如古语所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中国人的意境中，“斗室”与“天下”无异，“陋室”与“朝堂”同工。
此外，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因。从中国近代史来看，中国人有超强的“国破家亡”的集体记忆，这是一种非常悲壮的记忆。鸦片战争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经历了这么多的西方列强入侵，这么多的战争创伤，这么多的战争赔款。我们的首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占领过，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被占领过，日本侵华战争的时候被占领过。这些惨痛的经历给中国人带来“国破家亡”的集体记忆——国家完了，中国人的家也完了。
抗战时期，有一首很有名的爱国歌曲叫《松花江上》。其作者张寒晖目睹日本军队占领东北后，几十万东北普通百姓和东北军流亡到了西安，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悲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国与家就这样联系在一起了。
无法割舍的家国情怀让中华民族充满韧劲
记者：家国情怀如何在历史长河的前进中体现深刻影响？
王学斌：立足于家国同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家国意识和家国情怀，不仅是历代胸怀抱负者实现人生理想的实践途径，也成为中华民族历朝历代治国理政的基本模式。
《大学》对此说得最清楚：“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里一方面强调一个人要想立德于天下，就要为国效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指出，要想报效和治理国家，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而整顿好家庭和家族，则应从修养自身做起。如此，不仅将个人、家庭、国家纳入联动递进的演进链条和轨道，而且为千万明德有为之士指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步阶梯和人生目标。家国情怀的产生和弘扬，正是在这条人生道路上开拓前行的必然结果。
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有政治昌明、风调雨顺的时刻，也不乏山河动荡、风雨飘摇的岁月。在每一个危难关头，都有毁家纾难、精忠报国的人挺身而出，都有先忧后乐、心系百姓的人奔走呼号，都有身虽平凡、亦足奋勇的人当职尽责。这使得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韧性，即便经历无数的困难，依然不屈不挠、葆有生机。
同时，家国同构与家国异构，带来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典型的家族社会结构必然产生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样的道德准则。衡量善治还是恶治的依据就在于它是否有利于民生，是否有利于百姓的生存与发展。由此，民生是中国历朝历代